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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18章（第2页）

没有那么多工兵，没有那么多工程技术人员，也没有那么多资金和建筑材料，怎么办?

用历来习惯的群众运动：男女老少都动手，凿开街道，掀起地板，往下挖，再在地下互相连通。

洞壁所需的砖，也由大家分头烧制。

整整几年，上海很少有路走得通，很少有街不淌泥，很少有楼不亮底，全是在干这个事。

说是男女老少都动手，其实还有一块很大的例外，那就是&ldo;文革&rdo;的各级领导和运动主力，都可以不参加。

因此，在各所高校经常可以看到的景象是：身体瘦弱的教师们浑身泥水地在壕沟下不停挖掘，年轻力壮的工宣队员却衣冠楚楚地叼着香烟在上面&ldo;观察&rdo;。

我们挖掘的地点是在巨鹿路、常熟路口，稍稍熟悉上海的人都会明白，这是什么地段。

一栋栋花园洋房安静地排列在梧桐树阴里，每家花园都很大，推开花园铁门，便是清寂的巨鹿路。

巨鹿路不行驶公共汽车和电车，只有极少的小汽车进出，几乎没有行人。

偶尔走进去，都要认真收拾心境。

走完花园洋房群，向东就是上海著名的新式里弄锦华里，也全是富贵宅第，我高中时候的同学张敏智就住在那里。

穿过一条富民路，巨鹿路依然华屋相连，直到现在已经被工人造反派占领的作家协会。

我们眼前的两栋花园洋房，已经没有主人。

其中一栋的门廊墙根堆着几本书，都是英文的，我随手拿起一本翻看，是一个英国旅行家写的非洲游记。

我很想知道这房子的主人是谁，现在到哪里去了。

只见花园东侧辅楼上有一个关闭的窗户，窗户定时打开，总会伸出一个中年人的头。

头发纷乱，穿着睡衣，一直目不转睛地看着我们，很长时间都是如此，好像是个精神病患者。

鹤嘴锄已经撬碎洋房前的花岗石路面，我手上的铁锹也开始挥动。

但刚挥了几下，身边的唐乃祥、顾泽民同学停住了，很内行地对我说，我们这么挖下去，会把洋房两道受力墙的墙根掏空，房子就没救了。

我前后看了看说，其实可以稍稍改动一下防空洞的走向。

于是我们三人就回复到在农场开垦时的习惯，认真谋划起来。

突然，我脚后跟被谁踢了一脚，耳边传来恶狠狠的声音：&ldo;只会偷懒，还不快干!&rdo;

我转身一看，只见一个穿着黑布中山装的男人，五十多岁，踢完我之后正准备踢唐乃祥。

&ldo;为什么踢人?&rdo;我放下铁锹，上前一步。

&ldo;我踢啦，怎么着?&rdo;他睁大眼睛盯着我，用的是一口京腔。

更惊人的是，他跨出半个马步，摆出了一副准备大打一架的功架，功架有姿有势，好像不是寻常之辈。

这让我犹豫了，倒不是怕他打。

自从&ldo;文革&rdo;开始以来，我很少看到五十多岁的老头那么嚣张。

造反派都很年轻，年长一点的至多获得一个&ldo;反戈一击&rdo;的权利，大多小心谨慎。

工宣队里有年纪大一点的工人，但他们只会说上海方言，即便勉强来几句普通话，也说不出这一口京腔。

当然，更奇怪的是那副功架。

他究竟是谁?

正在这时，那位给我们布置了任务的工宣队员不知从哪里蹿了过来。

一把将他拉走了，边走边大声地向我们嚷嚷：&ldo;你们闹什么?这是我们工宣队的钱师傅!&rdo;

后来知道，这个钱师傅的出现，还有重大背景。

原来，随着工人进驻大学和文化单位的时间越来越长，他们想在专业问题上对知识分子进行统治的欲望也越来越迫切。

他们发现，光说政治，不说文化，还是管不住知识分子。

这个问题，在作家协会那里似乎已经解决了，因为工人造反派里有一批&ldo;工人作家&rdo;，作家治作家，胡万春治巴金，似乎治得住。

但在戏剧学院不行，也派来过几个在工厂里喜欢唱歌、跳舞的年轻女工，以为有了一点&ldo;专业&rdo;，只是她们一见表演系那些英俊的男生眼睛都直了，颇失工人阶级的脸面，很快调了回去。